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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全文谁能教?

添加时间:2015-09-15 10:21:24   浏览次数:1613  

无论如何,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终究是被摆到了大人们的桌面上,起码,语文终于在这个时刻战胜了英语,结束了之前将民族性与开放性本末倒置的时代。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善”有何区别?这些内容将出现在首套国学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的高中四册书中。据介绍,该套教材主要供高中一、二年级使用,除了《道德经》为原文全本讲解外,《论语》、《孟子》以及《大学•中庸》都是按主题归类讲授,预计今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学校可自行选择是否使用。

而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传统文化教材均已在此之前研发完成。但问题随之而来——

通篇学习,《道德经》的“高规格”

换句话说,古代士子们开蒙的“四书”又回到了高阶段的基础教育之中,与四书并驾齐驱的还有宋明以后一直被作为儒家补充的《道德经》。

然而,从教材的编排方式来看,《道德经》似乎取得了比”四书“更加高规格的待遇:三册儒家经典均为按主题归类讲解,如《大学•中庸》一册,分为“慎独”、“齐家”、“格物致知”、“中和”、“为政”等章节,而《道德经》则为全本原文讲解。

正是由于这种编排方式的不同,使得所有媒体在权衡这个新闻的标题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关键词锁定为“《道德经》”和“通篇”,却忽略了四书也是全都要学的。

这个消息足以让道学的拥趸们感到振奋,从语文课本的完全缺位,到全盘翻身成为必修经典,《道德经》已不用在最高领导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外交辞令和政府工作报告里“大道至简”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存在感,它即将真实地走入课堂,在这个国家下一代价值观的树立过程中发挥作用。

然而,《道德经》的这种“高规格”也许从根本上来自于这部经典本身涵义的包容性与模糊性,正如开篇所说“道,可道;非,常道”,文本意义的深奥杳渺使得今人任何常规的分类都会令让它看上去支离破碎,不知所云。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谁能“通篇”教《道德经》?

如此复杂且陌生的文本,谁来将它“通篇”教授给孩子们?答案当然是高中语文老师,可是,老师们能达标吗?

笔者是接近九零的八零后,中文系毕业,同学毕业后基本都去当了各大高中的语文老师,虽然个人情况千差万别,但笔者的语文学习经历,大致就是目前青年高中语文教师的普遍情况:

小学的时候学了几首古诗;

从初中开始,课本里出现了文言文,笔者清晰地记得,初一(下)的语文课本里,文言文在最后一个单元,开篇便是《论语》六则。

高中课本里的文言文变长了,名篇很多,美文性质的如《兰亭集序》、《赤壁赋》,如《过秦论》、《六国论》、《伶官传序》等的论说文也占了很多篇幅,四书里《论语》只选了最长的《侍坐》篇,《孟子》选了答梁惠王的片段,诸子里面选了荀子的《劝学篇》,道家的只有庄子《逍遥游》的一段。

而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十二年的语文课本里遁形了,大部分把语文只作为升学工具的孩子,对于《道德经》的印象,似乎只有“道可道非常道”这六个字。

即便在本科、研究生的学习中,古代文学专业学生的常规动作也只是背背文学史,或者根据自己导师的研究方向在《诗经》、《楚辞》或者杜甫苏轼和四大名著之中的某个文本上用力。《道德经》也许只是作为自选动作,在某个时刻不经意地翻上几页,又因其深奥而随即放回了书架,毕竟,它不是文学。

于是,我们在学科隶属上将《道德经》划在“中国哲学”一类,而哲学系毕业生们进入教学岗位的,大部分人的专业是“马克思理论与哲学”,看来通篇教授《道德经》的重任也不能放在政治老师肩上。

解读《道德经》:哲学还是宗教?

那么,将语文老师们统统送回大学回炉,一起学一遍《道德经》罢!但这个培训的老师也不好找,是找大学研究道学的教授呢?还是找更加纯正并身体力行的道长们呢?学院派和实修派们,谁能解读出《道德经》真正的涵义?

这又牵扯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哲学层面还是从宗教层面上解读这部《道德经》呢?

从哲学层面上来看,《道德经》是《老子》,老子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开创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模式;而从宗教层面上来看,《道德经》是《道德真经》,老子是道教体系中至高无上的“三尊”之一——原始道德天尊。这个解读层面上的分歧造成了《道德经》与四书等儒家经典在接受层面上的根本不同,我们应该教给孩子们的,是《老子》还是《道德真经》呢?

当然,在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前提下,我们自然要把老子当成一个哲学家,但两千年来道教已经给这部经典打上了根深蒂固的宗教印记,这个印记并不会随着个人认识的选择而失去影响。

如何“融会贯通”地考传统文化?

文本和师资的问题都还没解决,《道德经》却将以某种未知的形式,进入高考的范畴。

正如课题组秘书长张健所说,高考改革的信号确实是指向国学,北京上海的高考改革方案中,英语降分,语文升分,而且明确指出就是将分数转移给所增加的“传统文化考试内容”部分,但如果“不应以文言文字词解释等传统形式进行考查”,而是以对文本的理解来考查的话,公正且具有标准化操作性的评分便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若将意义解释权归宿到某一权威,《道德经》启发学生“融会贯通”的作用便无从谈起;但若放开来,老师们对《道德经》的理解千人千面,不同老师教授的学生对文本细处又有着千差万别的体认,自然没有一种解读能让人如《庄子•大宗师》里所说“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

那么能否在高考语文中出现一个新的形式——政论或申论形式的传统文化论述题?张健的想法是具有创见的,这确实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提议,就像评作文一样,似乎既能保证评分的公正性,又能促进学生们用自己的思考将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但这种科举考试式的经义策论,是否会形成当下时代的“八股文”?我们不得而知,起码,当时的儒学教材也有朱子定于一尊。义理阐发颇为清晰的儒学统一尚且有郁滞板结之病,更何况如蛟龙在渊般的道学呢?

孩子们的课本永远牵动着大人们的心,每一次课改都面临着无数个可能问题的辩论与博弈。无论如何,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终究是被摆到了大人们的桌面上,起码,语文终于在这个时刻战胜了英语,结束了之前将民族性与开放性本末倒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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